採訪、文/陳婕妤 原佳樂
朱玥女士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的成員之一，她參與了一項針對非華語幼稚園生的中文教學的研究計劃，並在該計劃內擔任項目主任。該計劃跟不同的幼稚園合作，實施一套名為《香港學前非華語學生中文學習進程架構》（以下簡稱《架構》）的方案。在合作過程中，她瞭解到非華語生中文教育的進展、困難及改善方法。
中文教育對少數族裔的意義
“如果他們不識中文，日後在香港的學業和就業的選擇未必有本地學生那麼多。”朱女士說，現在來看，很多南亞裔非華語人士更多的是做一些底層工作。如果他們想要讀大學或是做政府工作，這對他們中文都有一定的要求。
除去個人發展，中文教育對南亞裔非華語人士的家族都很有意義。“如果一個家族有一個人可以不做低端工作，那麼整個家族都會不同的。”朱女士表示。
“另外這也都可以減少社會治安的一些問題。”朱女士又說，“在深水埗一些地方可能有人打架啊或是其他一些情況，這些可能都是因為他們的語言導致他們沒辦法在社會上找到一些更高的位置(社經地位)。”
提升學生語文水平 需先提升師資
朱女士認為教師水平是非華語生中文教育的關鍵。她主張先輔助老師，改善老師教學方法，從而提升非華語生的中文水平。同時，朱女士也提出了自己對老師的一些建議。
“第一，老師首先不應對學生抱有過低的期望。”朱女士稱，教師不應因學生中文能力不足而放棄使用中文作為溝通語言，或減少中文教學課程，這會令學生的中文語文發展更緩慢。他們應積極鼓勵非華語生多使用中文。
“第二，老師應具備第二語言學習的教導能力。”朱女士補充道，教導華語及非華語學生是有分別的。本地老師可參加教育非華語學生的培訓，以掌握教學技巧。
非華語生中文教學受家庭與師資考驗
朱女士表示，非華語幼稚園學生在港求學遇到的最大困難來自家庭，家庭對他們提供的幫助比較少。
以中文學習為例，朱女士稱：“本地生在入學之前，家裡人可能已經教他們很多中文了。但是非華語學生進入幼稚園就是零起點的。” 華語及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差距巨大，因此如何讓非華語學生追上華語學生的進度，就是最大的一個困難了。
其次，教師(尤其幼稚園教師)針對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教學經驗不足。
“我們發現很多幼稚園的老師，在如何教非華語（學生）方面有一些困難的。”朱女士說，“比如他們不知道應當教到什麼程度好，又或者他們本身對中文專科方面的訓練就比較少，不知道應該給這些幼稚園的非華語小朋友教些什麼。”
因幼稚園不像中小學般細分中、英、數等科目，幼教老師不知如何教導非華語學生中文知識，對教學內容、形式、深淺程度也拿捏不準。非華語學生未能得到貼合自己需求的中文教育，中文水平難以提升。
由研發架構到實行
朱玥女士介紹，中心在早先就從事一些“學校支持”的工作，即與各個學校的老師交流如何教得更好。
後來，為了更好的推行這項中文教學計劃，中心首先用了三年時間發展《架構》。《架構》針對非華語生於聽、寫、讀、說的中文能力，定制指標供老師參考。教育局認為該架構可行，建議在學校試行。計劃於17/18年度開始，第一年先與五間幼稚園合作，第二年增加至十間。
非華語學生的融合情況與學生比例有關
在被問及推行《架構》的過程中，非華語小朋友的中文水平和融合情況時，朱女士表示這與幼稚園中非華語學生的比例有關。
“如果是非華語學生佔少數的話，他們的融合就會更快一點。”朱女士說，“因為平時他們上學時都是同本地生一起學習的。” 而據朱女士表示，如果班級中絕大部分都是非華語學生，他們可以講中文的時間就會變少，缺少與本地學生的交流練習。這類學生融入香港社會就會相對更困難一點。
朱女士還表示，絕大多數情況下，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學校中，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會高於主要用英文教學的學校學生。“當然如果老師多給他們機會去講的話，他們的聽說能力也會有很大進步。”朱女士又說。
政府已有充分政策支持
“其實我覺得政府已經做了不少事情了。”朱女士說。
資金方面，政府已經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另外從今年開始，招收八個或以上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可以獲得津貼。
“有些學校會拿這筆資金聘請老師專門協助非華語學生，可能有的會成立抽離小組。”關於資金的使用方面，朱女士這樣說。但是即使抽離非華語學生，他們最終還是需要融入回去。“抽離的目的是融合。”
另一方面，朱女士表示自己知道政府已經提供了許多教師培訓。比如邀請不同大學對幼稚園老師的工作進行培訓，主要針對教育非華語學生方面。“現在應該有要求，接收八個或以上的非華語學生的幼稚園，在一兩年之內需至少聘請一名受過類似培訓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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